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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伍伦2019春拍丨周绍良先生藏经五种
  • 来源:亚洲杯开户圈网
  • 时间:2019-07-02


 

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《周绍良蓄墨小言》再版序言中,全面且准确地概括了周绍良先生的成就,他总结道:“周绍良先生是学术大家,也是收藏大家,而且是善于把收藏与研究结合起来的成果卓著的大家。周先生的学术研究,徜徉于中国古典文学、佛学、古文献学、红学、敦煌学等诸多领域且颇有造诣。他勤于著述,出版专著二十多部,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,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独树一帜,影响甚大。先生亦以收藏闻名于世,他有着独特的收藏视角,多着眼于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,而未走一半正宗正统的‘古物’、‘古董’收藏的路子。周先生搜求的许多藏品,当时似乎并不怎么名贵,但到今天,亦为难得的珍品,使人不能不佩服其目光的敏锐。在学术研究上,周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,注重考据,这就使他把收藏与做学问结合了起来,做到寓学于藏。丰富的收藏品往往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对象,因了研究的深入又致力于进一步的收藏,学与藏相互促进,相得益彰。“

 

 

 

 

2019年仲春,伍伦拍卖有幸征集到周绍良先生旧藏的三种敦煌唐人写经——盛唐写《金刚经》、吐蕃统治时期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和邵章剪裱《法华经》扇面,两种明刊宝卷——《无量佛功德卷》和《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文》。五件精品均是首现拍场的响当当的“生货”。当我们一一展卷细读,不禁由衷赞叹:它们无一不符合“真、精、罕、趣”的最高收藏标准,蠹斋存珍,实乃行家之选!

 

 

7-8世纪 敦煌唐人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,27.6×360.3厘米

 

 

著名敦煌学者方广锠先生的研究证实了我们的感受。周绍良先生旧藏7-8世纪敦煌唐人写《金刚经》是现存3600多号敦煌遗书《金刚经》中唯一的汉藏注音本。

 

 

金刚经卷首

 

金刚经卷尾

 

 

此经首脱尾全,现存9纸,181行,计360.3厘米,高27.6厘米,周绍良先生的挚友兼同门启功先生题端。方广锠先生撰《周绍良先生藏<金刚经>跋》云:“周绍良先生所藏此卷在行间对一些汉文词语注有藏文。藏文的书写规则应为从左到右横向书写。但因古代汉文为从上到下竖向书写,故本号行间加注的藏文也一律竖向书写。笔者寡闻,3600多号敦煌遗书《金刚经》中,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,唯此一见。…我们知道,吐蕃统治时期,敦煌著名僧人法成曾从事藏汉佛典的互译。英国图书馆至今保存有当年他翻译圆晖著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》所用的汉文底本,不少文字旁注藏文,以为翻译时参考。那么,本号《金刚经》上标注的藏文,是否也是法成或其他哪一位计划将《金刚经》由汉译藏前所注?还是某位藏族僧人阅读汉文《金刚经》时所注,以供本人参考?凡此种种,颇有兴味,值得深入研究。”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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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绍良先生与启功先生观展

 

 

犹为引人注意的是,此卷不同于熟稔华丽的职业经生写经,它使用更为精细的松烟墨书写,墨法出神入化,浓淡交替自然,层次分明,行笔迅捷有锋芒,如剑戟森然,摄人心魄,尤其是墨淡处别有一番风味。可谓“真、精、罕、趣”。

 

 

 

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正面,30×275.9厘米

 

9世纪下半叶敦煌写经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背面,30×275.9厘米

 

写于9世纪下半叶的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,是吐蕃统治时期著名僧人法成的弟子所作的讲义笔记,正反两面书写。10纸,长275.9厘米,高30厘米。正面抄写147行,背面抄写94行,共计241行。正面第八纸抄写《八转声颂》一篇,首尾具全,首题下署“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译”。《八转声颂》是古印度声明学的重要著作,仅有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北京大学藏有敦煌遗书抄本,此为世间第三个抄本。亦可谓“真、精、罕、趣”。

 

 

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背面卷首

 

参考:大英图书馆藏S.2552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卷尾大字

 

 

方广锠先生在《周绍良先生藏<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>跋》中认为:本遗书背面有用“楞严弯”勾画的科分,这在敦煌遗书中亦甚为罕见。本遗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此。……比如:本遗书有各种硃笔圈点,可供我们研究古人如何用圈点标示文献结构。本遗书有大量硃笔、墨笔的修订、行间加字、行间加行,硃笔、墨笔的涂抹,还有倒乙、校改等种种书写符号,不但让我们了解一篇写本文献的形成过程,而且可以由此窥见当年寺院的教学过程。本遗书所抄的《八转声颂》属于加文,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中非常罕见,可谓特例,故更加值得注意。

 

 

 

 

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局部

 

 

邵章剪裱敦煌唐人写经《法华经·序品》扇面,18×51厘米

 

邵章剪裱《法华经》扇面则“趣”字当头,堪称教科书级的雅士玩好邵章(1872-1953)是我国近现代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书法家。此一百二十字取自《妙法莲华经·序品第一》,是文殊菩萨的偈言。佛一夜涅槃,舍利供于塔,佛法永流传,信众如恒河沙数,日益精进,以求无上道。邵章以敦煌唐经残纸一段,妙裁为扇,又取经文中所谓“薪尽火灭”,无上清凉之意,是为文士之思。此段写经书法行笔迅疾,如风雨飒飒有声,而收放、张弛有度,盛唐有余。纸色柔和,砑光细腻,雍容而不张扬。邵章匠心独具,蠹斋慧眼识珠,实为书房铭心绝品。更可谓“真、精、罕、趣”。

 

 

 

周绍良先生与赵朴初先生

 

 

著名学者王佩诤(1888—1969)先生的《续补藏书纪事诗》中有一首《周绍良》: 深闺文笔六百卷,榴花入梦鼓子词。 小说珍本复孤本,牛腰巨梃箧藏之。” 此诗也适用于其周绍良先生的宝卷收藏。

宝卷一直未被藏书家所重视,明清藏书家均不收藏宝卷。国内对宝卷的收藏始于二三十年代,收藏家也仅限于郑振铎、马隅卿、傅惜华、吴晓铃、赵景深、胡士莹等几位学者。年轻的周先生慧眼识珠,注意到了宝卷的价值,共收藏有二十多部宝卷,虽然为数不是很多,但绝大多数皆为孤本或珍本,其中《销释金刚科仪》,明嘉靖七年(1528)二月刊本,是现在可以见到的“金刚科仪”最早的本子。

周绍良先生曾为车锡伦先生之《中国宝卷总目》作序,文短而旨长。他总结“宝卷是中国民间文献中尚未充分发掘整理的一宗遗产。国际学术界对这种文献的注意仿乎达到很热心的程度。过去学术界通用的相关目录,接续有三种,它们是:傅惜华先生编纂的《宝卷总录》(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,1951年),胡士莹先生编纂的《弹词宝卷书目》(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年),李世瑜先生编纂的《宝卷综录》(上海中华书局,1961年)。……此书所录,较傅、胡、李氏三目约多三倍。附录文献中著录多种前人所编的宝卷书目,并有详细的前言。”

此次伍伦春拍征集到两册周绍良先生旧藏的宝卷孤本。其一为明藩府万历九年刻本《无量佛功德卷》,其一为万历四十八年刻本《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文》,周绍良先生曾亲为做跋。

《无量佛功德卷》版式精巧,书中多精美版画,描摹群仙朝山图、金殿祖师上帝像、净乐王事迹等,惟妙惟肖,引人入胜。

 

 

《无量佛功德卷》内页,14×26厘米

《无量佛功德卷》内页,14×26厘米

 

《无量佛功德卷》内页,14×26厘米

 

周绍良先生《新刊武当足本类编全相启圣实录书记》载于《文献》杂志19857月刊。文中介绍了他所珍藏的万历四十八年刻本《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文》。他在文中写道:“‘真武’道经……《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》,据文中云是‘大德五年(1305)十二月二十四日武当山灵观庭化笔’,似指‘乩笔’之类文字而言,那么是元成宗(铁穆耳)时代的产物了。全文为六字句,是一篇劝善文,近于《太上感应篇》之类文字。

……

又一册,明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刊本,包背装,竹纸印,仅六叶。书面题签:‘《玄天上帝垂训文》’,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方体宋字。开卷首题‘《武当山玄天上帝垂训诫文》’,全文即梵夹本之《玄天上帝垂训》,而于原书‘大德晚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武当山灵应观庭化笔’句后加‘《玄天上帝垂训文》’一标题,将全文分为两节。事实似应以此本为正,盖梵夹本漏之。书末题‘万历四十八年岁次庚申孟春信官朱朝臣、长男信官武举朱应登诚心刊施。’

 

明代武当山在道教中占重要地位,所以刊刻关于玄天上帝和武当山的书籍颇多,在当时社会上,崇祀真武之神与碧霞元君是很流行的。”

 

   

 

《玄天上帝垂训文》15.7×27厘米 

 

中国繁荣的艺术市场不断吸引着全球各界精英,有识之士纷纷有志于建立高质量、有特点、成体系的传世收藏。选择什么档次的艺术品首当其冲。首现必须是“真”,一切艺术品收藏都必须建立在收藏真品的基础上。

第二是要“精”。这个精不仅仅是精致、精美,以敦煌遗书而论,南北朝时代书写的《佛名经》长卷与五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雕印的菩萨像同样珍贵,同样具有时代的代表性,同样是傲视收藏界群雄的顶级艺术品。

罕”当然是罕见,正如周绍良先生收藏的《金刚经》和《瑜伽师地论开释分门记》,它们在学术史上闪烁的光辉甚至远远超越了其艺术价值,成为今后每一部敦煌学专著中不可跨越的篇章。

“趣”最有趣,它既指向艺术品的趣味,也指向收藏家的趣味。总体而言,收藏家的趣味与艺术品的趣味是一致的,世界上几乎没有寡淡无味、品味索然的“收藏家”。

 

怎样迅速而准确地淘到符合“真、精、罕、趣”的宝物?选“行家之选”是捷径。

 

 

 

作为敦煌学家的周绍良先生

 

 

 

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6年年会在甘肃酒泉召开,周绍良先生当选会长,主持会议闭幕式

 

周绍良先生1917-2005是敦煌学家。他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,《敦煌古文献》常务编委。著有《敦煌变文汇录》、《敦煌文学刍议》、《敦煌写本<坛经>原本》、《敦煌文学概论》等专著。

他的伯父周叔弢先生于1979年将其所藏敦煌写经256卷捐予天津艺术博物馆,成为该馆颇负盛名的收藏。

周先生对敦煌学的兴趣从三十年代初便已开始。当时,与周家熟识的刘复(半农)先生正在出版《敦煌掇琐》,周叔迦先生正在北京图书馆辨识《敦煌劫余录》中不知名的经卷,与王重民先生等敦煌学者同事。两代学者的交流促进了周绍良先生研究敦煌学的兴趣,促使他着手收集、抄录并研究一些敦煌卷子。

《敦煌变文汇录》是周绍良先生所编的世界上第一部变文类材料总集,末附《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》,实属开山之作。《<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>校证》一文则是周绍良先生在校勘、注释敦煌俗文学方面的代表性力作,显示出雄深的学力。

周绍良先生研究敦煌学,由于各方面的便利,得以占有第一手材料。《悉达太子修道因缘》和《补敦煌曲子词》就是他提供的新材料。

19876月,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,周绍良先生应邀参加,宣读了《敦煌文学概论》一文,涉及面之深广令人叹服,美国汉学家梅维恒(Victor H. Mair)将其译为英文。
 

北京伍伦2019年春拍

预展时间:712-13

拍卖时间:714日下午3

展拍地点: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街9号湖南大厦10B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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